最近新出现的“孙中山嫡孙”,是真的吗?
最近新出现的“孙中山嫡孙”,是真的吗?
2017-03-10 20:07  点击:653
[摘要]近日,国内媒体对自称“孙中山之孙”的孙武彦有不少报道
 
孙武彦接受东南卫视采访,被称为“孙中山嫡孙”
 

近日,国内媒体对自称“孙中山之孙”的孙武彦有不少报道,引起颇多反响。原因在于孙武彦的身份缺乏证据支持,至今没有获得孙家承认,外界的质疑之声也一直没有平息。无论是孙武彦本人,还是国内媒体,都应该严肃面对此种质疑。毕竟,假借名人后裔的案例,可谓层出不穷。如曾嫁给李宗仁的胡友松,自称“胡蝶之女”,即属冒名。

孙武彦自称“孙中山嫡孙”,但缺乏证据支撑,不被孙家后人承认

已获得学术界和孙家共同承认的孙中山的后代谱系

孙中山和第一任妻子卢慕贞育有一子两女,即孙科(1891—1973)、孙娫(1894-1913)和孙婉(1896-1979)。此外,据称孙中山还和日本女子大月薰生有一女,名为宫川富美子(1906-1990)。大月薰曾对女儿说:“富美的读音就是汉字的‘文’,取名富美子,就是表明你是孙文的女儿”。富美子生前较为低调,但其身份现已得到两岸普遍承认。

孙科为民国政要,和妻子陈淑英生有两子两女,即孙治平(1913-2005)、孙治强(1915-2001)和孙穗英(1922—)、孙穗华(1925—);和严蔼娟生有三女儿孙穗芳(1936—);和蓝妮生有四女儿孙穗芬(1937—2011)。其中,孙治平为孙中山长孙,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;其弟孙治强,当过台北故宫的顾问。孙穗芳、孙穗芬因系私生女,1966年才在长兄孙治平协助下,在台湾见到父亲孙科,获得承认。①改革开放后,孙科的两子四女都曾回乡祭祖,并参加相关纪念活动,他们的后代现在大多生活在海外。

 
孙武彦自称其父是孙中山和一名泰雅女人所生,但未提供可支持其说的证据

与以上有据可查的孙氏家史不同,孙武彦的身世除其个人说法外,并无其他旁证——没有任何档案和回忆显示,孙中山生前曾和一名台湾女子同居。按照的孙武彦的说法,其父孙建年2003年去世前,披露了自己不平凡的身世——1913年,孙中山秘密停留台湾期间,曾有一位会说日语的泰雅族(原住民)女子陪同,后来他们一起前往日本,并在1915年生下孙建年。孙建年于1917年返回台湾,由福建人赖玉收养,从台北工专(今之台北科技大学)毕业后,成为建筑工程师。1947年,其子孙武彦生于台北。

公开资料显示,孙武彦是美国德州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,先后在台湾几所高校任教,有著作多部。在获知“身世”前,孙武彦的祖籍标为“福建龙岩”,长期以台湾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理事长等身份往来大陆,如1993年率团到福建龙岩寻祭祖;1998年组织台湾“中华会文化交流团”到安徽访问。②直至2014年6月,孙武彦在参加平潭海峡青年创业协会的活动时,依旧说自己“祖籍在龙岩”,而非孙中山的故乡——广东香山。

2015年前后,即孙中山150周年诞辰来临之际,媒体上开始有诸多关于孙武彦为“孙中山之孙”或“孙中山嫡孙”的报道出现。孙武彦的常用头衔随之变为“台湾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”、“全球孙中山同盟总会总会长”等。“台湾省社科院”是他“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追求统一的历史,中国大陆各省均有省社科院的设置,台湾自不置外”的理念而发起成立,并非台湾官方机构。“全球孙中山同盟总会”简称“国际中山会”,2015年成立于台湾。这两个机构的官网都极为简陋,无人维护。


“国际中山会”网站截图

 
近三年来,孙武彦时常以上述身份,在大陆参加社会活动。如2015年6月,到访厦门理工学院;2016年5月,到福州参加“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中心”揭牌仪式;2016年11月,到中山陵“祭祖”,参观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;2017年3月,牵头成立“反独大联盟”等。在这些活动的媒体报道中,孙武彦都被冠以“孙中山嫡孙”的名义,如有报道说孙武彦“在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前夕,参加此次南京祭祖,显现出对祖父孙中山先生的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”


2016年,国际中山会组织活动,欢迎孙武彦到南京祭祖
 

孙科之女孙穗芳质疑孙武彦身份,要求其进行DNA测试
 
孙武彦以“孙中山嫡孙”名义参加活动之始,即遭到孙科之女孙穗芳(担任美国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)的质疑。2015年12月,孙穗芳发表“澄清书”,称其“身为中山先生的孙女”“不希望看到身份不明而到处宣扬他是国父亲孙之身份”,要求孙武彦“即刻提出有力之证物或做科学之DNA比对”。2016年5月,世界孙氏宗亲联谊总会(简称“世孙联”)也发表声明,称孙武彦在世孙联第二届大会上,违约发表自称“孙中山之孙”的演讲稿;为避免“公众误解为世孙联已承认孙武彦是所谓‘孙中山之孙’的身份”,宣布取消孙武彦原任的世孙联名誉会长一职。
 
对于质疑,孙武彦领导下的国际中山会发表声明,称孙穗芳表现了“缺乏明辨是非,缺乏理智、包容的一面”,提醒孙穗芳“先了解此事实情真伪后再作判断定论”,同时表示孙武彦不反对DNA检测,但必须确定以谁的DNA为标准。孙武彦及国际中山会还称,世孙联取消其名誉会长职务,是公器私用、打击报复的行为。
 
此外,从公开报道看,孙武彦多是在大陆自称“孙中山之孙”,而在台湾很少提及。2016年3月,孙中山逝世91周年时,媒体报道马英九“莅临国父纪念馆向其遗像致敬献礼,离开时还与一名神似孙中山的民众握手”,此人即孙武彦。他当时对记者表示,“长得像孙中山让他更有责任,尤其是外界传出要把国父遗像废除之际,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,是挽救国家沉沦的关键”⑥,其间并未指出自己是孙中山后裔。
 
目前来看,要证明孙武彦是“孙中山之孙”,尚缺少有力证据,并存在诸多疑点。在获得足够证据之前,各界对于孙武彦的身世,恐怕还需长期存疑。对国内媒体而言,在针对孙武彦的报道中,尚不宜轻率使用“孙中山嫡孙”一类的称呼;对孙武彦本人而言,在无法获得档案材料、相关人物的回忆资料等佐证的前提下,进行DNA检测,不失为一劳永逸的鉴别真伪的办法。
 

 
马英九为孙中山献花篮时,孙武彦(左一)站在其身后

胡友松:几次改变对自己身世的陈述,最终自称“胡蝶之女”
 
最初,胡友松说父母在南京大屠杀中遇害,并一度改名“王曦”
 
自称“胡蝶之女”的胡友松,也同孙武彦一样,缺少足够的证据,来说明身世。胡友松原本是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,于1966年嫁给李宗仁。此时,胡友松说自己原名“若梅”,“父母亲都惨死在日寇的大屠杀之中”“4岁时,曾是张宗昌的一位胡姓姨太太流落到南京做家庭教师,于是收养了我,1947年我随她去了北平”“上中学时,我的生活非常艰难,便自取‘友松’为名,勉励自己要像松柏那样坚强”这样看,胡友松是随养母姓胡。
 
其他人,如抗战时曾任李宗仁秘书,和晚年李宗仁有较多交往的尹冰彦,他了解到的情况也是,胡友松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,“被收容在红十字会的孤儿院中。有一位妇女……据说她曾是蹂躏北方、督理山东某军阀的下堂妾,膝下无子女,乃由孤儿院中将这个女孩子领出抚养,辗转来到北京定居。后与胡某同居,并一度从事小学教学工作,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。这就是胡友松姓氏的由来。”按此说法,胡友松的姓是来自养母的同居者。

 
潘有声与胡蝶的结婚照
 
按照胡友松的说法,1978年结束在干校改造,回北京后,“力图清除那痛苦的回忆,于是再改名换姓为王曦”。她自述原因说,“我已从南京的父辈旧有除确切探知,我那在南京城被日寇屠杀的生父姓王,我是王家的孤儿,现在为了重新做生父之女,取了”含烟于夕景,泣零露于朝曦’句的‘朝曦’之意。”2000年前后,王曦又声明将姓名改回“胡友松”——“原来,她又据说并得到再次证实,她是影星胡蝶的遗女”。至于具体依据是什么,胡友松似乎从未公开对外说明,让人大为疑惑。
 
在回忆录《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》中,她对身世的说法,发生重大改变:“我是1939年出生在上海的,我的母亲就是人人都知道的‘电影皇后’胡蝶”“我自从出生就随生母托付的养母一起在南京居住,那时生母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‘若梅’,我还是随着生母胡蝶的姓”“到了我该上小学的时候,生母又重新给我起了一个大名,叫胡友松”。胡友松说了很多和胡蝶一起生活的事情,并称胡蝶将她托付给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,才被带到北京定居。回忆中还说,“我又听说在1951年,生母胡蝶就曾到北京想来接我到香港”,但由于沈文芝提出要一大笔钱,胡蝶没法满足,“只好连我的面也没有见,就忍痛含泪地匆忙离开了北京”。临行,留下了一个装满首饰的手提箱。


1939年前后,胡蝶都没有在南京、上海,不可能生下胡友松
 
以上胡友松在不同时期对自己身世的说法,称得上矛盾重重。她在回忆中,声称“现在年龄大了,好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得了。但以前的事情,特别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事情,我却记得真真切切,清清楚楚”。那么为什么她要一再改变有关自己父母、姓名由来等一系列说辞呢?显然不是由于记忆差错。
 
胡友松身世早已引人怀疑,如有网友发现,胡蝶和潘友声于1935年结婚后,感情和睦,双方都没有过出轨记录。按照之前短史记的考证,所谓“戴笠霸占胡蝶”之说亦被戳破。那么,如果胡蝶婚外生女,潘友声没有理由不知道;假若胡友松确系胡蝶之女,胡蝶也完全可以将其当作潘友声的孩子,而不必忍受骨肉分离之痛。
 
当然,这种情况其实完全不可能出现。因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,胡蝶和潘友声即前往香港避难,直至1942年北上重庆。在此期间,胡蝶既没有可能在1939年沦陷下的南京或上海,生下胡友松;更不会如胡友松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,在1939年后,早于宣布息影的胡蝶还在南京、上海公开活动。至于胡友松说1951年胡蝶曾回大陆,也毫无依据——1949年后,胡蝶先后在香港、台湾、温哥华定居,未再踏足大陆。
 
此外,艺术家吕恩曾在香港媒体撰文,说胡蝶不能生育,她“婚后不久怀孕了。检查出是子宫外孕,动了‘结扎’手术,就不能再生育了。所以他们领了潘友声哥哥的两个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(一男一女,现在一个女的在美国,一个男的在加拿大)”。吕恩早年曾在电影公司和胡蝶共事,后又嫁给胡蝶堂弟胡业祥,她的话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 
总之,不管是从时间、地点、情理,乃至胡蝶的身体状况说,胡蝶都没有可能在1939年生下胡友松。至于胡友松早先所说,父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的说法,似亦不可信——她若生于1937年,那1966年和李宗仁结婚时,就不会是27岁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胡友松确实是一名孤儿,被人抚养长大。
 
类似胡友松这种假冒名人或名人后裔的事例,古已有之。如南明时期,即有多人自称“朱三太子”;近代,1899年张之洞曾在武昌见到一位“假光绪”;当代,1994年前后,安徽女子艾蓓甚至自称是周恩来“私生女”,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,最终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证实为一场闹剧;2013年,亦有自称“爱新觉罗昌平公主”者以“手中掌握着爱新觉罗家族遗留的1750亿元资产” 需要解冻为饵,先后成功诈骗他人13次之多。前鉴累累,国内媒体在与名人后裔相关的报道中,确实应该慎重慎重再慎重一点。

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家中合影
 
 
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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